㈢追思时尚
20世纪是一个任由新事物生长得旺盛蓬勃的时代。如同土地上有一种特别的催生剂，那些新鲜的、令以往的人们想象不到的一切，在20世纪的原野上迅速地诞生、成熟，收获了一茬又一茬。
曾经，我们总是对未来充满信心，并且满有把握，但现在好像不一样了。岁月似乎已经步出普通人的想象之外了，未来成了那些具有高度预见能力的专家们才能解读的领域。
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未来学家托夫勒写了一本轰动全球的书，名为《第三次浪潮》。他认为：人类在以往的历史上曾经经历过两次文明的浪潮，第一次浪潮是农业革命，第二次浪潮是工业革命。而今，人类正在经历第三次浪潮的冲击，这就是由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的过渡。
第三次浪潮曾是20世纪80年代正在大学里读书的年轻人最感兴趣、最能激起他们心潮起伏的话题。那时，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突然掀开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新鲜的一切扑面而来，崭新的气息令人心旷神怡。这些年轻人相信属于自己的时代是以往所有的前辈都没有经历过的。
的确，这是一个令祖先们惊讶的年代。但是，想不到的是，当20世纪90年代到来时，被惊讶的人，轮到80年代的那一批年轻人了。
家庭电脑网络、信息市场、遗传工程、办公室自动化以及围绕在我们身边的VCD、MTV、股票热、健身热、家庭轿车热、电视直销热……
有人说：现在街面书摊上的一本杂志所包容的信息量，是中世纪整个欧洲所有出版物一年所提供的信息量的总和。
人们真正地知道了第三次浪潮意味着什么。因为信息社会不再是未来学家们的纸上谈兵。它真正地到来了，像空气一样充满我们生活的周围。
80年代，极有声望的摇滚乐手崔健——他曾经是青年人心中一个时代的象征，在舞台上用低沉、迷惘、咆哮的语调吼叫过：“不是我不明白，是世界变化太快。”
不是我不明白，是世界变化太快！这句话被我们广泛地引用，大家在生活的舞台上时不时地重复崔健似的低啸。但是，十年过去后，世界演变的速度已经不等我们用歌声来渲泄它，就又加足了马力，更加飞快地向前转动了。
一位名叫丹尼尔•贝尔的未来学家曾总结出信息社会的五大特点；澳大利亚的巴里•琼斯则认为人类正在步入的信息社会是一个非连续性的时代——这是人类经济史上没有先例的时代；罗马俱乐部的未来学家波特则把高新技术工业当作是人类在全球范围内的一场大赌注信息化社会在未来学家们的表述中是理论化、系统化、具备深刻内涵的，这一点确定无疑。但我们在信息社会的大门里所遭遇到的一切，却远非那样条理化、清晰化——在我们每天从家里到学校，途经立交桥、走过眼花缭乱的商场、巨幅广告牌以及歌星演唱会的海报时，我们所感受到的现实生活，是纷繁的、琐细的。
就像一条河，我们一眼所能看见的，不是它的深度，而是浮在它表面上的那一切：波浪、漩涡、水沫以及浮渣。
同样，生活就是一条河，一个海洋，浮在今天我们这条河流上的东西，是我们随眼一望便能看到的那一切：电脑、游戏机、广告、商品大拍卖、高档时装、流行小报……
这些拥挤在我们身边、新鲜而又频繁更迭、引领着潮流令许多人争相效仿的一切，我们称之为时尚。
时尚是时髦的同义语。所不同的是，时尚的东西更具备左右社会大众整体的能力。
追思时尚，其实就是要清理一下我们的生活：哪些时髦的东西是使我们一不小心便随波逐流，跟着感觉走了去的，而不是经过自己的心灵选择的。
也就是说：坚守人文主义，至少我们应该探讨一下我们周围的一切，哪些是非人文主义的。
青春的漂泊——对于时尚的追思之一
陌生的不是狂热
谁也没有想到：90年代的最初几年，以如此飞快的速度诞生了一个让人感到陌生的群体——追星族。
以“族”命名当今中国各种各样的人群，已经是一种时尚，譬如“工薪族”、“上班族”、“打工族”等等。但“追星族”毕竟不一样，它们是最年轻的一族。
最年轻的这一族，以虔诚追逐为特征。这种气息弥漫在各个学校里那些刚刚懂得憧憬的孩子们脸上。他们用最心爱的笔记本——很多年以前这些笔记本是被上一代的哥哥姐姐们用来记叙最神圣的心灵独白的——一字不差地抄载歌星们的血型、出生年月、籍贯、个人经历以及歌星们“最喜欢的一句话”、歌星们“最喜欢的一个人”等等之类。他们拿出比背诵考题更认真的劲头来记诵这些内容；在课余时间争相交流信息，密切注视、追踪歌星们的最新动态，狂热地搜集歌星的一举一动，把零花钱或早点钱攒积起来购买昂贵的歌星影集。歌星们若隐若现的私人生活更是孩子们陶醉的话题，歌星在银屏上的一颦一笑乃至蛛丝马迹都能引起他们狂热的遐想；常常围绕歌星的一个什么问题，他们会认真地探讨、争论，直至得出结论。
报上说：当香港歌星刘德华来北京演出时，一个女孩子为了买到进入工人体育场的高价门票，毅然去医院卖了血……
这是一件在大众中引起震惊的事。大人们直到这时，才猛然发现孩子们走得太远了。孩子们在付出代价，血的代价。
是什么使孩子们的心如此躁动？检讨起来，正在做着父母的这一代人也曾经狂热过——当年有过“学雷锋热”、“上山下乡热”、“自学成才热”……事实上，哪一代的青春没有狂热过呢？青春是属于激情的，属于澎湃的热血，属于狂荡的冲撞，属于憧憬、遐想与浪漫的梦。谁忍心遣责青春犯下的过错呢？青春拥有特权。青春的特权是冒险，是冲动，是大无畏，是寻找一个神圣的对象以抛洒方刚热血。
青春需要狂热，青春还需要偶像。20世纪初的青年人，心中的偶像是鲁迅、李大钊、陈独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的年轻人，心中的偶像是刘胡兰、董存瑞、保尔•柯察金、吴运铎、卓娅与舒拉……到了80年代初，青年心中的偶像是陈景润、张海迪、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偶像，是一种风范，是一根标杆，是一个目标，是青春坚韧的内力与喷薄的源泉……
一代又一代的青春走过不同的青春偶像，这一切并不令人陌生。那么，今天的孩子让人陌生的到底在哪里？
歌星们在舞台上潇洒地来回，迷离的灯光落进眼里让他们的目光更显多情动人；他们的装束总是领导着潮流；他们容颜亮丽，歌声轻柔……仅仅因为这一切，便足以让孩子们将自己的心腾挪出这样大的空间，专门由他们来占领吗？这些年轻的心，应当是多么纯洁、多么沸腾、多么开阔啊！他们应当容纳的是崇高的信念、美好的理想以及深刻的人生准则啊——老一辈肯定在这样慨叹。
让人陌生的就在这里：今天的孩子心中的偶像竟然那样轻——不具备生命的质量与重量；与这一个世纪里所有年代的青春偶像相比，他们都更没有内涵，更加表面化，更加不堪一击。
理解一个词：包装
一个美丽而柔弱的女孩儿，梦想着天王歌星能在千万个追星的少男少女中发现她，因此想出一个聪明的办法来表白心迹：她用小刀划破手指，让鲜血在一条漂亮的小手绢上滴出一颗一颗的“心”来。小女孩儿洁白的纤细的手指在手绢上颤动。当这张印着几十颗心的手绢寄出去的时候，那根划破的手指感染了。歌星依旧没有音信，像以往那样遥不可及，女孩儿却危在旦夕。她死了。
故事还没完。
女孩儿的父亲是一个十分擅长组织歌星来大陆演出并因此赚了大把钞票的人。当他伤心地为女儿流完泪，并花费昂贵的代价为女儿操办完葬礼后，一转身，他又立即忙着举办歌星演唱会去了。
这是一个不觉悟的大人。
著名作家梁晓声在写这个故事时，心里一定充满了伤痛与悲愤。伤痛的是为孩子，悲愤的是为大人。
——追星仅仅是孩子的事情吗？
不是！深深关注着孩子命运的作家梁晓声在小说中设计的父亲这个角色，至少可以说明他想揭示一种关连：孩子的殉难与造成这种殉难的幕后操纵者。
女孩儿的死与父亲不无关连！是父亲亲自参与了制造“偶像”的过程。
事情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呢？
现代社会的一切，的确来得让人眼花缭乱。我们对很多事情还来不及思考，就只能囫囵吞枣了。瞧，我们的生活中又挤进了一样东西，它叫“大众文化”。
这是一个有些费解的词儿。但简单地说，当制造文化产品的直接目的演变为赚钱时，大众文化也就产生了。即是说：当文化成为一种商品，能够使制作者享受到利润时，这些文化就成为了大众文化。大众文化不是指大众的文化，而是指为大众生产的作为消费品的文化。
或者这样解释：文化——这种曾经高高地踞于人类文化精神殿堂的东西，现在成为了跟商场里标价出卖的东西一样的消费品。它失去了以往的高雅，却具备了通俗性、普及性、大众性。
这是我们正在面对的市场经济的一个必然产物。在我们比以往有更多的机会享受到文化产品时——比如电视连续剧、通俗歌曲、卡通制品、营利性的体育比赛等等，我们也不可避免地必须面对文化跌落为商品这一事实。这一件事既有好处又有坏处。好处在于：它让所有的人都有了享受文化产品的平等机会，而不像以往，文化只是由一些特殊的人来参与生产的；坏处在于：由于文化商品在消费过程之中必须实现赚钱的目的，所以，它非常容易跌落低级的、庸俗的境地中去。
歌唱是一种美好的艺术。在语言的倾诉到达不了的心灵深处，旋律却能深入进去，它能掀开人缄默的心扉，让那些久积的悲哀与欢乐像流水一样叮咚地淌出来。
但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所看到的许多舞台上的表演者，他们并不咏叹自己的内心，不表达任何从心灵里涌出的情感。他们只负责表演签约公司规定给他们的那些内容。当然，这些内容是公司事先设计好的，也是肯定可以赢得观众欢迎的；同时，从表演风格到一低头一回眸一浅笑以及每一句台词，他们都只负责传达事先规定的一切。
这样说，“包装”这个词的含义好像也就很容易理解了。事实上，当大家在报纸的娱乐版、电台的音乐节目里听到众口一辞谈“包装”时，这个词并不含贬意，相反，它似乎很有魅力，很诱人。
我们并不否定“包装”。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必须弄清楚一个事物的实质——就如同看见泥土，我们知道它属于无机物；看见泥土中正在嬉戏的小动物，知道它归属于有机物一样——包装，属于制作文化商品的一种手段。
歌星因此在制作商那里是被作为文化商品之一种对待的。竭力包装一个歌星，就是为了成功地向社会推销一个歌星，以获取轰动的市场价值，事情的实质就在于此。因此，当一个人被包装商看中，说明他具备某种潜在的市场价值；而当包装商成功地把一个人包装成青春逼人的偶像时，这个包装商的原意并非向青年推荐一种意义、一种价值、一种精神，他的本意只在于获取市场的成功。当然，被包装者或许有或许并没有偶像的高贵，他们的演唱可以毫不触及自己的感情与灵魂，也可以不去深究所表演的那一切与自己的精神世界到底有多大关系。
偶像沦为一个空壳，一个被抽去了个性与内涵的空洞之物。
人文精神由此远遁。
人文的艺术应当是怎样的艺术呢？“艺术使人有生命！如同鹫鸟取食般紧抓住人生，将人生携往天空，一同升上清澈广大的天空。”罗曼•罗兰这样说过。只有让心灵参与进去的歌声，才能进入我们的精神灵府里。
不知道追星的孩子们是否注意到报上有一些类似的话：“……商业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新奇、易变，在流传中变成时尚，从而引起消费者特别是青年的兴趣。”“时尚对于青少年的诱导有时是积极的，有时却是消极的，它完全可能让孩子们变得颓废，让他们无谓地消磨掉青春，而不留下任何有益的积累……”这些提醒，值得我们在哼着流行歌曲时想一想。
让我们的心保持高洁
70年代，一些无病呻吟、空洞贫乏的流行歌曲在台湾泛滥成灾时，一个潮流涌动了：唱自己的歌！写自己的歌！谱写大自然和纯真思想的歌曲流传开来。
这就是“台湾校园歌曲”流行风。
80年初，台湾校园歌曲传唱进大陆，正在校园里的一代青年人深深地沉浸在“那是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的澎湖湾里，沉浸在“牧归的老牛是我同伴”的乡间小路上，沉浸在“新鞋子，旧鞋子”的稚真的童谣里。当然那时的大学生们尚不清楚，这些优美的歌曲是针对一种时尚进行反动而生产出来的。
90年代，大陆也浸泡进流行歌曲的低靡之中，时间一久，大家终于腻味了，于是大陆也有了自己的校园民谣。“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同桌的你”……我们一时间唱得很投入，却忘了问：这些校园民谣是否也跟当年的台湾校园歌曲一样，有一些逆潮流而动的意思？
答案或许是肯定的，或许是否定的。因为很快，校园民谣也被包装了。
看来，我们面前的商品市场大得很，已经是一个天罗地网了，它能够席卷我们发自内心的每一句独白。
但我们还是可以保持我们心灵的高傲与灵魂的高贵。至少我们应该学会辨别台上的演唱者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还是一个空心的人；同时，我们也应该学会辨别台下的自己是否失落了自我，失落了主体人格。
文学家这样描述过伟大的托尔斯泰：“他是告白内心世界的艺术大师，是泄露低声倾诉的梦想及灵魂深处的告白大师。他一心一意只说自己的话，所以，他发现了真正的自我……”
这是人类最珍贵的艺术家，是越过了漫漫史程与历史硝烟依旧让我们仰之弥高、怀念依然的人。他的创作永远地充实着我们的心。
只要我们肯抬起脚，走到山的高处，便能一眼看出天地的深刻：喧哗、噪音、浑浊都沉进底部；浮在我们身边的，是清亮、辽远、开阔，它们无边无际，横无际涯，任谁挡也挡不住。
生命不败——对于时尚的追思之二
游戏机在布道
我们好像很难对身边的事情建立起一种审视的目光与批判的精神。我们习惯于参与。参与能够给予我们快乐。正如跳舞，看舞的人当然不如跳舞的人淋漓尽致，足以充分地体会到自身的价值。但审视与批判可以带来另一种价值。
举个例子——让我们审视一下我们面前这台正在呼隆作响的游戏机。它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带来了欢乐，带来了精神亢奋，带来了一种测验标准：我们每个人的智力与反应力到底有多高到底有多灵敏？这是通常的观察角度，不是批判。
审视需要距离，批判则需要一种心灵尺度与精神厚度。所以，拉开一段距离，让我们看看，这台正在战斗着的机器，教给了我们一些什么？
它教给我们对着敌手抢先开枪；教我们占领有利位置以抢占上风；教我们不惜一切代价以成为战败者累累遗体上的最后狂欢者——最后，它教给我们一个逻辑：做强人的逻辑。
游戏机教给我们许多游戏规则。但最终有一个规则是不变的：鼓动你成为最后的强人。
这样审视游戏机算不算一个独特的角度？别人没有到达的角度，你到达了，这就是一种价值；而且，你没有僭越合理思考的范围，这就是你的审视与批判，是你所体现的独特的思想价值。
有人说：如果20世纪以前青少年的布道者是牧师与教师，那么，近20年来，充当布道者的就是游戏机。
游戏机的布道对象看来不仅是背书包、戴近视镜的孩子们。它传播逻辑的范围比我们想象的要远得多。大人们不也是在遵遁游戏机的游戏规则吗？看看拳击台上，泰森因为打败了所有对手便缠上了“金腰带”，缠上了万贯家财，缠上了斐声全球的声名。如果不是他最后理智丧尽痛咬了霍利菲尔德的耳朵，我们大概到现在为止也不会嘲笑他，不会意识到我们将他作为一个英雄有何不妥——因为不论他小时是否爱打群架，成为拳王后是否强奸过妇女，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台上击败了所有对手，他是最后的拳王。
大人们的逻辑看来也出了点问题，不然何以全球的新闻媒体都曾聚焦于他，浓墨重彩地涂染出一个令人注目的英雄形象？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我们将最后的赢家理解为英雄，英雄便等同于最后的强人。
看来，游戏机的游戏规则是由游戏机之外的大社会输入的。
——用这样的角度再看游戏机，是否又是一个颇有意思的审视与批判角度？
项羽最后说了什么？
在中国历史上，项羽大概是最悲壮的一个英雄——哪一个英雄曾在离江山社稷最后的主宰权如此之近的时候与它擦肩而过呢？唯有他，项羽！江山在唾手可得时却与他失之交臂！这番悲切直到今天仍让我们在千年之后为他击节，扼腕，叹息！一想起项羽，仿佛就能看见一条莽莽长河的尽头，一轮落日无边无际地垂落下去，任巨人之手如何挥动，也难以挽留——那么一幅萧萧壮烈的图画。
项羽因此成了后世所有希望成为强人者警戒自己的一个悲剧英雄。尤其是鸿门一宴，项羽放走刘邦那一段，更是令人痛心疾首，它教导人们不可“沽名钓誉”、心慈手软，以防铸成千古大错。而项羽略略显得有些童真的率直之气，也成为千百年来欲为王者的大忌。
历史似乎总是只顾着欣赏最后的成功者，而不肯为中途折戟沉沙的英雄多费一点笔墨，这就是所谓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为悲壮者落泪凭吊的，最后只剩下了那些在台上翩跹起舞的多情歌者，或是舞文弄墨的丹青高手。但可惜的是，他们都不是正统的历史记录者。
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这个逻辑强久不衰。直到今天，它仍然出现在我们看待一切胜负决战的目光里。足球甲A赛如果哪一支球队表现极佳，令全场颠狂，但最终与冠军无望，我们肯定就会用“只开花不结果”这样的话来奚落他们；如果武宫正树极漂亮极有长虹贯日之势的宇宙流布阵最终以半目之差负于对手，我们肯定也会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对这位长期以来坚持自己信仰的围棋高手作一番检讨——宇宙流虽具有浪漫主义的理想之光，但终于败了呵！
楚河汉界，胜败乾坤。所以，希特勒屠杀了那么多的人，但至今西方依然有年轻人崇拜他；曹操作为乱世英雄，既是一个大诗人又是一个不无胆略的政治家，但有人会抛除这一切，独独去玩味他那句充满强盗逻辑的名言：“宁肯我负天下人，不愿天下人负我。”——虽然仅凭这一个把柄，一个英雄就已跌落为一个枭雄，下降了整整一个等级。
长河落日，英雄末途，楚霸王项羽在猎猎风中勒住那匹骏马，面对瑟瑟大江萧萧落木，最后想说些什么呢？
孔子为什么不称霸？
千古以下，看重失败的英雄者，太史公司马迁大概是第一人。他秉直写史，推演公正的历史逻辑，怀着崇敬之心去追写那些超迈的侠义之士——他重过程，不重结果；重正义、道义、信义，不重“胜者王，败者寇”的强人逻辑。
司马迁是第一位为项羽说公道话的人。他推崇这位勇武正直最终却战败疆场的江东义士，竟然一反常规，把这位失败的英雄写进了“本纪”里！——本纪，这是专为皇帝与君主写的传记啊！太史公把项羽当作一位君王看待。自然，这既需要勇气，更需要一种独特的眼光！而写到以市井无赖起家、不无刁蛮之气但最终成就了王业的汉高祖刘邦时，太史公的笔调里竟敢流露批判之意。这样写历史当然会得罪当权者。但即使是经略韬天的汉武帝，也没能折服司马迁。太史公曾自白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作这种宣言的史官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因为他所遵循的历史法则不从现世的逻辑中来，而从天人、古今以及慷慨独立的自我中来。
司马迁是一个不守现成的游戏规则的人。他留给后人的隐语就是——赢家不一定是英雄。历史当然永远地记住了他，并用他来教育我们后来的人。
还有一个不循强人逻辑的人，他是远司马迁400年以上的孔子——我们熟悉他，远甚于熟悉那些在3000年以前的中国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做了国君的春秋霸主们。但孔子不是霸主，孔子是平民。
孔子的一生，似乎落寞寂寥，终身不外教书、教育弟子，以及赶着一辆牛车，走很远很远的路——从我们现在的山东一直走到山西、河南、河北——一路巅簸着风尘仆仆缺衣少食穷愁潦倒，去各个国家作民间访问，花费很大的力气才能谒见国君。一旦见到这些雄心勃勃的君王，便要力劝他们采用王道策略，抛弃霸道策略——所谓王道者，即以道德感召天下，不战而为王；所谓霸道者，即以武力君临天下，在生灵涂炭中走向王位。尽管孔子是一位旷世辩才，但他的理论往往只能得到很小的共鸣。当国君们退到寝宫里去仔细思量时，他们往往会决定不予采纳。孔子于是只得奔赴下一个目的地，餐风露宿不知疲倦地寻找他理想中的君主。
但所有的春秋国君都让孔子失望了。
后来研究历史的人不再围绕这些
话题作文章。他们提出了一个新鲜有趣的问题：孔子如果真有政治图谋，为什么不揭竿而起，树起一面旗帜，也来做一做春秋霸主？要知道，他是完全具备这个条件的啊！他有三千弟子——即使是在今天，三千人也算是一个庞大的人才集团！更何况当时这些堪称有最高学识才能的人，都是各个国家的栋梁，孔子一振臂，弟子们焉有不八方附集之理？且孔门中还有具备一流外交才华的子贡，这位终生敬重老师的学生宁愿不向天下施展自己的抱负，也要时时刻刻跟随在老师身后。
但孔子不称霸。他甘愿在路上不停地行走，孜孜不倦地传播理想与学识。显然，他不认为占领天下就是最后的胜利。
时光公正地见证了每一个人在历史长河中的位置。作为一个圣哲之人，孔子开启了中华儒家文化的源流。他短暂的肉体人生，绵延成了中华民族的历史精神。我们生生世世祭奠圣人，而时光却涤荡尽了中原大地上春秋霸主们留下的最后一丝骄傲的霸气。
这大概就是一世称雄者与圣人的区别：前者把苦难留给别人，后者把苦难捡起来，背在自己身上。
还有一位离我们最近的反强人逻辑的人——鲁迅。这位本世纪初的青年导师，给我们讲过何为“中国的脊梁”。先生说：那些在赛场上即使掉到最后，依然稳健地向终点跑去的人，以及看台上那些并不喝倒彩的观众，才是——中国的脊梁。
先生极端看重人生坚韧而持久的行进过程。即便一切都败了，一切都被剥夺了，但意志、勇气、骨气还在，这样的人就是永远站立着的，永远没有被击倒的。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英雄，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中豪杰。
人可以一切皆无，无胜败之心，无强弱之辨，无功利之虑，但不可无柔韧之志与真诚之心，这是人性层面上的真正的英雄气质。看一看这一个人——衣衫破碎的过客一直在走，从他还能记得的时候起，他就一直在走。路边的老翁劝他回转去，因为前边的路他肯定不能走完，但过客依然要走。他只能走，因为前面有声音催促他，叫他，使他停不下。当老人带着孩子走进土屋关上门，天底下孤零零的一个过客，却毫无畏惧地向无边无际的夜色中走了去。
你知道鲁迅先生的这篇作品吗？它是《野草》中的《过客》。
我们都是时光的过客。所谓过客者，乃行走于天地之间者。宇宙如此浩瀚悠久，而人生却是如此短暂、飘忽、虚渺。一介过客，不论成败都得走在一条人生路上。我们可以去尽情地较量输赢追究鹿死谁手，但不可丢弃磊落、乐观、刚毅、永不放任这一些品质，唯有这一切，才是英雄本色，是谁也打不败的本色。
所以才有了另一种胜负之说：仁者之败，虽败犹胜这是另一种逻辑，我们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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