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走后，方鸿渐也不想在三闾大学待下去了，自己筹划着退掉高松年的聘书，并在信中痛痛快快地批评校政一下，借此发泄这一年来的气愤。谁知他并未接到聘书，孙小姐倒是有聘约的，连薪水也升了一级。孙柔嘉退掉聘书与方鸿渐一同离开三闾大学。方鸿渐与孙柔嘉在香港举行了婚礼，并且遇到赵辛媚和苏文执，而此时的苏文执已是曹元朗的夫人了。苏文执怠慢了方鸿渐和孙柔嘉，孙柔嘉感到受了委屈。回到上海后，孙柔嘉不想立刻去婆家，要先回娘家，婆婆嫌孙柔嘉架子太大，不柔顺，对她初次见面没有给公婆叩头也耿耿于怀，因而常常旁敲侧击、指桑骂槐地撩拨她和儿子的关系。柔嘉有两个妯娌，她们不仅背后诽谤孙柔嘉，当面说话也常常暗藏机锋。
孙柔嘉靠当人事科长的姑母陆太太谋取待遇优厚的职位，方鸿渐通过赵辛媚的关系在报馆资料室工作。陆太太看不起方，方则痛恨陆太太的傲慢世俗，方家人叹息儿子“没出息”，嫌孙陪嫁少。这样，夫妻两人左右为难，受了气，只好在对方身上出气，陪嫁女仆李妈对小姐的袒护更是火上浇油，夫妻感情出现裂痕，以吵闹度日。赵劝方去重庆。报馆因言论激烈受到官方警告，方辞职。他的失业成为夫妻反目的导火索。孙痛恨丈夫的懦弱，用梳子掷打方后被陆太太接走，方于烦恼茫然中决心去重庆另谋出路，当他决定回家与柔嘉和好时，柔嘉已经走了。
方鸿渐的一生始终是苦恼地在一个个“围城”中奔来奔去，压抑而无可奈何。对他而言，人生处处是“围城”，无论国外、法国邮轮、上海或者三闾大学，甚至家庭婚姻，都是人际纷争的是非之地，想讨好却处处受制。这部小说表面上是喜剧，但是核心却是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不留情面的讽刺。方鸿渐的基本经历就是不断渴求冲出“围城”，而每一次的走出又走进了另一座“围城”——通过如此蕴藉深刻的描写，钱钟书巧妙地传达了他的人生哲学，表现了对男女婚姻的迷惑以及对人生现实困境的关注。
《围城》除了意蕴深远的主题之外，其语言风格也别具特色。钱钟书的语言活泼幽默，又经常运用倒叙、插叙的表现手法，虽然有的地方似乎是在故意卖弄才情，但总体而言，并不会使人感到沉闷。小说中的对话充满了机智的锋芒和风趣的戏语，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和知识含量，新奇的比喻和格言警句层出不穷，让人读来欲罢不能。
学贯中西，极富才情的大师
这位学贯中西而极富才情的大师，字默存，号槐聚，笔名中书君，1910年出生于江苏无锡一户书香世家，父亲钱基博是一位学富五车、桃李天下的著名国学大师。受到家学熏陶的钱钟书，从小就有着非凡的天赋，取得了斐然的成绩。钱钟书原名钱仰先，意为“仰慕先贤”，后周岁时抓周他选择了书本，遂更名为“钟书”。
钱钟书上中学时，国文、英文极为优异，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考试时成绩总是第一，是全校公认的“才子”，发誓“横扫清华图书馆”。教授称钱钟书为“人中之龙”，于是他得到“清华之龙”的雅号。他敢向权威论长短，分开批评新文学大家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他在校时就已经发表了不少中、英文作品。1933年，他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1935年与杨绛结为伉俪，一同赴英国留学，从法国归国后担任过西南联大、暨南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著名高等学府的教授。
1953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一级研究员，后相继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院特邀顾问。钱钟书博学多才，精通数国外语，同时又对我国古代的经、史、子、集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立足于我国的文化传统，努力打通古今中外，使之熔于一炉，丰富的原创性发现和坚实的学理性论证二者达到完美的统一。钱先生在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方面的卓越成就，对于建设中国新文化，特别是在科学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和有选择地借鉴外来文化方面，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