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么多的人物可以“帮助”作者“摄像”，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以各种不同的身份来观察、体验、叙述、描写，这小说的表现手法可不就丰富生动多了？而且，那摄像的具体方法也更加变化多端了，什么远景近景特写，镜头推拉摇晃蒙太奇都运用起来了。我看过一本科幻小说《失落的世界》，里面描写一个人被恐龙活活地吃掉，那“摄像机”就跟着那人的上半身进到恐龙张开的大嘴里。于是，读者就看到了恐龙嘴里的巨牙，闻到了恐龙嘴里的腥味，那种细致生动的描写所带给我们的恐怖体验，正与被吃者感同身受。
上面所讲的变化实际上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方式”，一个是“主体”。主体本来就因作者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区别。比如所谓“高大全”小说的作者，他所表现的是一个被“理想化”了的虚假世界，而有些自然主义的作家又陷在生活的平庸里不能自拔。同样是现实主义的作家，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给我们的印象又是多么地不同。多少年来，作家们就这样在描述这个世界的同时表现着不同的自我。终于有一天，有作家使这个“自我”也发生了惊人的“变异”，这方面的例子以卡夫卡的《变形记》最为典型。在这篇用第一人称写的小说当中，“我”变成了一只甲虫，由此作者的观察和体验竟都变成甲虫的观察和体验了。这样一变，那小说真是别开生面，令人耳目一新。作者把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疏离、隔膜的感觉，淋漓尽致地表现到了可怕的程度。总之，叙述主体的变异为小说创作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天地，许多作家都惊喜地发现：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
说到“环境”，在小说中指的是人物生活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以及故事发生的具体场所。对以上几点的有关交代和描写，也是非常重要的。典型人物如果脱离了形成其性格、并促使其性格变化发展的典型环境，就失去了现实的依据，也就失去了他的现实意义，使人们无法理解，当然也就不能发挥其认识作用和教育意义。鲁迅说：“北极的爱斯基摩人和非洲腹地的黑人，我以为是不会懂得‘林黛玉’型的，健全而合理的好社会中人，也将不能懂得。”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以为这首先是因为在北极和非洲腹地，并不存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大观园”那种特定的环境，连类似的也不会有，所以就不会产生“林黛玉型”的人物；而对这样的人物，爱斯基摩人和非洲腹地的黑人自然也不能理解了。同样，“健全而合理的好社会中人”，也很难理解林黛玉。但是，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我们在认真阅读了《红楼梦》以后，不仅能够理解林黛玉，而且甚至被她感动了呢？在我看来，那正是因为曹雪芹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林黛玉所生活的典型环境，具有说服力地描写了形成林黛玉典型性格的内因和外因，所以使我们终于能够理解，而且会被深深感动。也正因为如此，恩格斯才会强调指出：“除了细节的真实性之外，现实主义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