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老舍以善于描绘北京社会风情的艺术优势，将北京独有的文化氛围展现在读者面前，奉献出一幅幅生动逼真的世态画和风俗画。作者的笔紧随着祥子们洒下的汗滴，游遍了北京东南西北、春夏秋冬。既写出了这个都城美丽而污浊、活泼而衰老、安闲而杂乱、可爱而可叹的诸多侧面；又写出了它在“经济的压迫”下“渐渐失去原有的排场”的趋势。在作者的笔下，即使是烈日暴雨、黄沙灰土，也常有北京的独特印记。与车夫生活关系密切的场所，如车口儿、车厂子、大杂院、小茶馆、吃食摊、杂耍场，乃至下等妓院“白房子”，其浓郁的地方特色都得到了有力的艺术表现。小说更着力表现那些积淀着历史文化传统、渗透着特定伦理道德观念，反映着世态的北京风俗人情。如铺主兜车、刘四做寿、虎妞成亲、巫婆弄鬼，以及“还保存着旧有的仪式与气派”的“红白事情”，全被渲染得有声有色，蕴有丰富的社会内容。
其次，小说在语言的锤炼和运用方面成就很高。周作人曾在所作《骆驼祥子》日文本序言中指出：“至老舍出，更加重北京话的分子，故其著作可与《红楼》、《儿女》相比，其情形正同，非是偶然也。”把老舍语言与曹雪芹的《红楼梦》、文康的《儿女英雄传》相提并论，可见意义非同一般。而老舍的文学语言是纯正的“嘎崩儿脆”的北京大白话中提炼出来的。以这种俗白浅明的京腔京调语言来写，是“追求讲究、精致的美”。据统计，《骆驼祥子》十几万字，使用的不同单字仅2400多字，其中621字的使用次数占全部单字使用次数的百分之九十；没有生僻的字眼，没有深奥的词汇，具有一般文化程度的读者就可以看懂；读起来琅琅上口，音韵和谐。老舍硬是用朴素的口语“烧”出了北京话的“真正香味”。而且能生动地传达出各种人物和叙述人的个性、情绪、气质、人物语言，如祥子的木讷拙舌，虎妞的野腔利口，刘四的放涎恶语，都是高度个性化的。写景叙事，也总是掺和着特定的感情，词、句、节奏，恰到好处。写景，如“在烈日暴雨下”；叙事，如刘四父女反目，语言的运用，达到炉火纯青境地。
第三，小说的情节结构相当讲究，在总体上，小说设置了纵横两套投影系统。从纵向看，它以祥子进入北京之后的三起三落的人生经历做线索，先写祥子在与外部社会的交往中，经济上连续遭到的打击，而后，将祥子的个人悲剧引向家庭的情感生活方面，逐渐映现出他在心灵上由被动受污到自甘堕落的轨迹，构成一部祥子全身心的“奋斗——幻灭史”；从横向看，以祥子为轴心，向四周层层扩张，连带出北平贫民阶层乃至世俗社会的一系列的人物形象和精神现象，组成一种彼此互补、天衣无缝的艺术张力，强化着主人公祥子身心双重悲剧的厚重感和社会意义。就是在具体的情节单元的处理上，也是既不枝不蔓又张弛有度。祥子到三个宅门拉包月，其间发生的大事小情，都关系祥子的生存和前途，作者用墨的轻重、宽窄却大不相等，均以服从预定的主旨为要。在刘四的寿筵上，刘四和虎妞的吵闹愈演愈烈，恰在这时，前来拜寿的众亲友，却见怪不怪，处之泰然地在旁边照打他们的牌，一动一静，一闹一稳，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恰如其分地反衬出刘四父女的这场火并，与“下九流”社会的“游戏法则”是何等的合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