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容易和太难都不好
最容易做的事情并不一定是好事。因为一件事情如果很容易就达到了目标，容易使人产生满足感，丧失进取心；另外，一件事情如果太容易，没有任何难度，就会使人产生轻敌心理，很容易犯错误。
同理，如果一件事做起来特别艰难，也不见得是好事。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如果一件事情做起来有一定的难度，会激发我们把它做好的斗志和热情，反而容易让我们开动脑筋，用灵活的方法解决问题。但是，难度加大，我们目前的能力达不到，会挫伤我们战胜困难的勇气，这时候，其结果就适得其反了。
所以，我们要量力而行，不要不分难易，不分情况，见困难就上，逞英雄。在学习、生活、工作中，必要时采取“知难而退”的做法，不失为一种积极进取的科学态度。从某种角度讲，“退”是顺利达标的一个转折点，是为了更好地“进”。
文物保护的难与易
许多年来，热浪灼人的建筑工地一直是文物工作者忧心忡忡注视的目标，因为有不少珍贵的文物古迹就是在隆隆的机器轰鸣中遭受劫难，一去不复返的。而今在号称“长安大街第二”的北京平安大道扩建工程，却不再牵动文物工作者焦急的目光——早在施工之前，有关单位就与文物部门积极配合，为保护沿街文物采取了有力措施，确保孙中山逝世纪念地等1 3 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然无恙。由此，笔者想到了文物保护难与易的问题。
实际上，无论什么事情，“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而“为”与“不为”的关键，则在于认识是否到位。专家分析指出，平安大道两侧的文物保护得如此之好，首先得益于北京市民较强的文物保护意识。脑子里绷着文物保护这根弦，就不会不问青红皂白，“挡”我者亡；就不会只图省事，不计后果；就不会用经济效益裁决一切。能如是，则保护文物“难者亦易矣”。
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欠发达国家，经济要发展，文物同样需要保护。当务之急是提高人们的文物保护意识和对祖先及子孙后代的负责精神。通过各种有效途径，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不遗余力地介绍文物、宣传文物，在国人心中树立强烈的文物保护意识，在全社会营造浓厚的文物保护氛围，应该是保护文物的治本之策、长久之计。
做官的难与易
关于做官难与易的争论，自古以来就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如清代大官僚李鸿章，就认为做官既其乐无穷又相当容易。他有一句名言：“世上的事情只有做官最容易，要是一个人连官都不会做，那么就太不成器了。”按照他的逻辑，会种地的就当农民，会手艺的就当工人，有文化的就当教师，如果什么都不会，就得想办法去当官，因为天底下当官最容易。
与此相反的是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他在《家书》中说：“人皆以做官为乐，我今反以做官为苦。”他的那首“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卅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就是其内心的真实写照。他“不敢贪赃枉法，积造孽钱贻害子孙”，而是以忧国忧民之心，救灾帮困，放赈济民，尽自己最大努力为百姓办事。在那样的情况下做正直的清官，确是难乎其难了。
由此可见，做官是难是易，全凭自己怎样去当了。清人王有光《吴下谚联卷三》有“上任”一条，这样写道：“士人赴官谓之上任。将‘任’字作‘官’字解释，谬矣。任者，担也，盖将担子负其身上。”居官当长，其实也就是挑担子。大至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小至一个部门、一个单位，都是一副担子，压在领导者身上，还要负重前行，能说这容易吗？
不知从何时起，做官逐渐变得不但不清苦、不辛苦，反而成了一种享受，一种光宗耀祖的事情。正如有人说的那样，批阅文件画个圈，上台讲话照稿念，检查工作坐车转，喝点小酒胡乱侃，有点好事他先占——你看容易不？
把做官当作一件容易事，其实质是对官的职责的弱化和异化，把自己同群众、公仆与主人的关系弄颠倒了。我想社会上倘若“做官最容易”的官多起来，老百姓可就遭殃了。如今不是时兴“下岗分流”么，最好能让那些把做官看得很容易的官也“下岗”，把他们从官场上“分流”出去，去干点“不容易”的工作吧！